陈宏：泛纪实时代纪录+与不+的思考

　　3月30日，在第10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首次开设的纪录片主题论坛上，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中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宏从创作人的角度出发，畅谈了他对“纪录+”和未来纪录片创作与发展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发言全文，以飨读者。

　　非常高兴能来到美丽的蓉城，与各位纪录片同仁一同探讨“纪录+”话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我曾代表中国教育电视台在十年前，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合作，借“中国国际影视展”平台，于2014年开始连续三年举办中国纪录片跨界论坛，组织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纪录片+”的理论与实践，应该说在业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7年，我担任中国视协行业电视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以来，也一直致力于推动纪录片+行业的工作，谋求纪录片跨界各行业，为行业插上腾飞的翅膀，并让行业反哺纪录片的发展。事实上，近些年来，在市场化导向的纪录片创作生态环境下，中国的纪录片可以+短视频、+综艺、+慢直播、+电商、+元宇宙、+各行各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未能更好地形成良性互动的态势。纪录片要成为现象级节目，“纪录片+”的思路才有意义。要真正实现“纪录片＋”，纪录片人需苦练内功，做好加减法。

　　纵观世界纪录片发展历程上那些耀眼的纪录片大师，以及当下的国际纪录片优秀导演，他们能创作出纪录片精品力作，首先就是做好了自己的加减法。他们的加减法是什么呢？简单概括就是专注一域，厚积薄发。他们首先做减法，就是减去各种题材都去拍，今年拍生态环境题材，明年拍人文历史题材，后年拍社会民生题材，不！他们只是专注一个方面，心无旁骛，专注自己感兴趣的和有研究基础的某类题材，然后再做加法。他们的加法就是钻进这个领域去，做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这就是这些纪录片大咖的加减法，也是他们成功的自身密码。

　　随着纪录片内容题材迭代出新，专业化程度是衡量作品品质的一大要素，这就要求创作者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所拍题材内容的专业素养。

　　纵观国内外纪录片制作人，一类是“双脚走路”的专家型，即创作者本身首先在某一专业领域深有研究，并熟练掌握影视创作规律，再投身于他所研究专业领域题材的纪录片制作；另一类是制作方+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专家学者，组建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创作主体，深度参与创作。殊途同归，二者都能够提高作品专业水准和思想深度，保证内容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被称为“纪录片之父”的罗伯特·弗拉哈迪，多年从事地质工作研究，《北方的纳努克》就是他在十年勘察探险地质事业历程中与因纽特人密切交往的成果。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热门纪录片栏目《鳄鱼排排站与布莱迪巴尔》，其主持人布莱迪‧巴尔博士，就是在野外捕捉和研究鳄目爬行类动物的专家，甚至号称第一人。世界研究发现的二十三种鳄鱼他全部捕捉到了。数十年来，拯救这些野生鳄鱼的愿望驱使巴尔跑遍五十多个国家，经历了无数次的冒险，包括坠机事件、被巨蚺咬伤脸部、被一只愤怒的鳄鱼拉下船等等。国家地理频道做了电视特辑《动物零距离：捕鳄记》，记录了他传奇经历和历史性的成就。

　　相较于专家型制作人，被创作团队邀请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的专家学者更为常见。2020年中英联合制作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观众跟随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的脚步，回溯“诗圣”杜甫的一生。迈克尔·伍德现任曼彻斯特大学公共历史学教授，但他主持过100多部纪录片。2016年，他在《中华的故事》中走遍大江南北，令人信服地向西方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重塑中国形象。

　　纪录片+专家学者，专家学者表达了自己的主张，保证了内容的准确严谨，增强了影片内容的可信度，通过大众传媒将其观点传播到民众之间形成阅读和观看效应，提升节目的知识价值、社会价值和思想价值。

　　英国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是一位从纪录片人向专家型电视人成功转型的典范。在剑桥大学获得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后，他进入BBC工作，从1954年出镜主持野生动物纪录片节目《动物园探奇》，到1969年被提拔为BBC电视台的总制作人，他对制作野生动物纪录片的热情从未削减。后来他全身心投入拍摄，先后制作《生命的进化》《活力星球》《生命之源》“生命三部曲”，以及《地球脉动》《蓝色星球》《绿色星球》《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等多部享誉全球的纪录。大卫·爱登堡的纪录片一次次打破观众对自然的认知局限，记录人与自然的“爱与共生”的关系。

　　纪录片“三里塚系列”，是小川绅介在“直接电影”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定点观察”，坚守现场挖掘影像内在的戏剧性炼成的力作。该片完整记录了三里塚地区农民的反抗与斗争。1966年，日本东京郊区的三里塚一带爆发了当地农民反抗为修建成田机场强占耕地的活动，小川绅介即带摄制组进到三里塚，吃住在三里塚，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开始了持续11年的“三里塚”拍摄 。小川绅介用社会学家的眼光长期观察三里冢，先后制作《日本解放战线·三里塚》《三里塚・第三次强制测量阻止闘争》《三里塚 第二防线的人们》《三里塚 边田部落》，成为世界纪录片史上的经典之作。

　　被誉为“农夫导演”的焦波，长期扎根农村，用镜头见证了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世纪变迁。农民在土地上收获粮食，焦波在土地上收获故事。《乡村里的中国》《出山记》《进城记》《种瓜记》《淘宝村》《大众村》等等，成就这一系列直击灵魂的乡村题材作品的功力，源于焦波是地道的纪录片人，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焦波12岁就跟着做木工的爹拉大锯，“拉锯、拉锯、你来我去”，就一个动作在重复，焦波有些受不了。他爹对他说，学木匠要先拉3年大锯，主要是为了磨性子，性子磨踏实了，干事就不图虚，锯要一锯一锯拉，路要一步一步走。焦波说，“这些道理对我的摄影道路影响深远”。

　　学习以上这些优秀的纪录片大家，首先要做减法，不要闪转腾挪，东跑西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什么热闹拍什么，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甚至跑马观花；而是要沉下去，像跑口记者一样，坚定方向，以强烈的专注力深入到一个行业或者一个领域，甚至很小的一个方面，一个村落、一个厂矿、一片海洋、一片星空、一个工种、一个专业，然后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做这个领域的系统研究，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能工巧匠，或者半个专家甚至是真正专家，才能制作出有份量有价值的纪录片。

　　大众传播时代，内容采集、加工、制作与出口把关的权力及社会传播渠道都牢牢掌控在专业媒体机构手中。经过百年发展，新闻传媒行业逐渐形成了一套高度专业的操作流程及职业伦理规范，社会也以专业化的标准鉴别、衡量、消费媒体生产的内容。

　　而由于技术所带来的传播，整个社会和传媒领域都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传媒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及智能手机上各类“傻瓜式”拍摄、剪辑APP的兴起，极大地降低了普通人进入纪录片生产领域的门槛，冲击了大众传播时代单一的PGC(即专业生产内容)生产模式，内容生产队伍从原来的专业精英扩充到UGC即个人、OGC即机构，甚至MGC即人工智能，现在又诞生了ChatGPT，共同谱写了多元、丰富的互联网纪实内容，一个“人人纪录、纪录人人”的全民纪录时代正在呼啸而来、势不可挡。

　　在全民纪录时代，培养和提升全民的纪录片素养刻不容缓。培养公民的纪录片素养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注重培养纪录片社会责任感：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保鲜明正确的价值导向；注重培养纪录片审美取向：用优秀的纪录片作品陶冶公民引导大众创作，推动纪录片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培养公民纪录片制作、观赏和鉴别能力；注重中小学生的纪录片素养教育：把纪录片创作赏析作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纪录片进课堂、纪录片研学、纪录片夏令营等活动，在发挥优秀纪录片育人功能的同时，也造就千千万万的未来纪录片创作队伍。

　　纪录片人+民众引导民众创作，已有诸多成功案例。疫情期间，通过媒体策划，激发用户创作热情，涌现了大批普通用户记录自己的抗疫故事纪实影像。央视新闻新媒体联合微博，将征集到的网友视频结合新闻素材，整理成纪录片《武汉日记》。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在微博上联系了数百位博主，拿到他们疫情日常生活视频素材，通过剪辑、后期补拍等手段完成了《温暖的一餐》的制作。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社会民众创作反映疫情下普通民众一天的生活状态系列纪录片，收到各类纪实视频1000多条，筛选剪辑形成了24集每集半小时的《非常24小时》纪录片，播出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这种纪录片专业机构及其专业人士加社会民众的共同活动，既是社会合作，也是民众培训，是体现社会责任感的一种加法。

　　如何让纪录片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如何让每个拿起手中记录工具的人都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纪录片及纪录片人的加减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